今天，网友给我们寄来的一份特殊的花名册——《97名将军在驻狱新兵连花名册》。名册中，有原军委副主席，有国家的防长等，个个都是管枪杆子的权势滔天的大吏，他们的一举一动，直接关乎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危。看着这本花名册，我们只觉得后背发凉。
若不是党中央，中央军委果断出手，把这些人抓起来，我们生活在噩梦之中还不知道呢！
按理说，党和人民给予这些人的待遇已经相当优渥了。他们的生活水准，远非寻常百姓可比；他们纵是尸位素餐，到了这个位置，也无后顾之忧了。可是，这些人却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依然大搞腐败，可见人性的贪婪，是多么地厉害。
此情此景，让人情不自禁地怀想风清气正，官员廉洁，几乎没有贪腐的教员时代。
教员为何镇得住腐败？当下触目惊心的腐败态势，要求我们深入思考这一话题，从中获得启示。
教员为何镇得住腐败呢？很多人每当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，就会异口同声地说，是因为杀了刘青山，张子善，震慑了贪腐。在我们看来，这一观点是不完整的，如同盲人摸象，只是对教员反腐败战略的一知半解。
在我们看来，教员之所以镇得住腐败，是因为教员始终把反腐败斗争，置于系统的、全面的战略布局之中，环环相扣，不留死角。杀刘青山、张子善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，不是全部。
具体说来，教员反腐败战略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特点。
一、教员始终保持着对腐败的清醒认识和零容忍态度。腐败是党和人民的大敌，是革命事业的大敌，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大敌，是国家政权的大敌。腐败的途径是权力失去约束后的损公肥私。腐败的结局是亡党亡国。
这一认识和态度，从教员早年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亲自制订的《关于惩治贪污浪费》的训令，到延安时期教员把《甲申三百年祭》作为全党整风学习材料，到著名的“窑洞对”，到教员晚年反和平演变思想，都能得到反映，一以贯之，从来没有改变过。
正因如此，教员对待腐败从不姑息迁就，一定会采取果断措施予以惩治。在教员眼中，腐败分子无论曾经功劳多大，都不能抵消其腐败造成的危害，必须严厉惩处，保持零容忍。教员亲手处决的腐败分子就有七人。
1932年2月，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半年之际，经查实，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利用职务侵吞公款3000毛(毫子)，收受贿赂300块(大洋)，倚仗权势强奸、奸淫、贩卖妇女……教员第一次下令处决了腐败分子谢步升。
1933年夏天，经查实，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达仁，吞蚀各军政机关上交的余款，群众退回的公债、谷票等款，变卖公家物件和谷子，隐瞒地主罚款，合计贪污大洋2000余元。教员下令处决了腐败分子唐达仁。
1934年初，经查实，中央政府总务厅主任左祥云，在主管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检阅台、博生堡等工程期间，勾结反动分子，贪污公款246.7元，并盗窃公章和军事秘密图，发觉后企图逃跑。教员下令处决了左祥云。
1937年10月5日，勇冠三军的高级将领黄克功，开枪射杀逼婚不成的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。教员下令处决黄克功。这是教员第四次下达的杀腐令。
1941年12月秋，经查实，战功赫赫的军转干部肖玉壁，在担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，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3050元，并企图携款潜逃，投敌叛变。教员第五次下达了对罪犯处以死刑的指令。
位高权重的刘青山，张子善，1950年至1951年，二人在担任天津地区领导期间，凭藉手中的职权，盗窃地方粮款、防汛水利专款，救灾粮款、干部家属救济粮款，克扣修理机厂民工供应粮款，倒卖治河民工食粮，骗取银行贷款等等，多达1716278元(旧币折合成今币) ，二人将贪污所得任意挥霍，过着极度腐化奢侈的生活。教员下令处决刘、张二人。
领袖对腐败分子的零容忍坚定态度，铸造了党和国家对腐败分子零容忍坚定意志，形成了全党反腐败的强大的震慑力。
二、教员注重预防和制度建设，始终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。这是教员之所以能够镇住腐败的重要环节。革命战争期间，教员就给全党全军制订了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，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作为最高军纪。革命胜利之际，教员告诫全党要保持“两个务必”，警示全党不要被敌人的糖衣炮弹击倒。革命胜利后，教员又语重心长的告诫全党，“夺取全国胜利，只是万里长征走好了第一步”，中央进北京是“进京赶考”，告诫全党“不要做李自成”。教员总是把预防拒腐防变有工作做在前面，料事于先，思想上、政治上、行动上始终把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。
险些之外，教员坚持把完善制度，不让腐败分子有机可乘，作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环节。教员亲自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措施。如《井冈山反腐败训令》、《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》的第26号训令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》等。这些法律法规和制度措施，为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法律武器。
与此同时，教员特别注重人民群众反腐败斗争的主体作用。教员亲自领导了宪法的制定，把人民对权力的监督制度写进国家的根本大法，赋予人民群众监督官员的权力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。
事实证明，真正的阳光，只能是千千万万双群众雪亮的眼睛。离开了人民群众对权力的监督，其他所谓的监督，无论说的多么冠冕堂皇，都容易滑向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”的弊端。
教员真正实现了制度反腐与群众监督的有机结合，也开发反腐败斗争之历史先河。这一有机结合，腐败分子很难得手，得手了也能发现，且不需要多长时间。这也是毛泽东时代腐败案件基本无，一年到头，数年时间里，偶有那么一宗、几宗腐败案，也绝不会是十年后才发现的案件的原因。
对于腐败案件，教员也从来不会把之当成孤立的个案来看待，而是从个别到一般，看到苗头与倾向，把案件当成反面教材，警示教育全党的，全面达成全党的引以为戒。
每个案件，都要向全社会发布《布告》。处决罪犯，还要召开万人大会，全民公审，把警示和教育工作做到了极致。
比如，处理刘、张两人，教员便指示把刘、张两人的罪行广而告之，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巨大震动，及时刹住了革命胜利后，党内滋长的打江山坐江山，做官老爷享洪福的思想苗头，并在全国发动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。
运动从1951年年底开始到1952年结束，历时一年，硕果累累。据统计，全国县以上机关查出贪污1000元以上的共10万人，参加运动的干部共312万人，其中有贪污行为者122万人，占参加运动总数的39%，党员贪污分子20余万人，6万人受党纪处分，2万人被撤职查办，4029人被逮捕法办。逮捕法办的党员干部中，省级干部25人，地市级干部576人，县处级干部3428人。及时清除了滋生在全党肌体上的腐败病灶，保证了江山不变色，党的性质宗旨不变色。
三、教员特别注重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素养和行为道德建设。在教员时代，思想政治工作是生命线，是一切工作的统帅和灵魂。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，就是用马列主义武装人，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，把《老三篇》作为全党的《道德经》，修炼自身，规范行为。
“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”。马克思列宁主义，就是人人平等、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主义，就是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，就是官为民仆，民为国本的主义。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，就坚守住了意识形态阵地，就坚守了公平正义，就坚守了道义、道德制高点。
与此同时，树立榜样，为全党全国树立可仿可学的精神坐标。张思德、刘胡兰、王杰、雷锋等等，这些榜样，影响了一个时代，也深深融进了中华青史。
能不能成为榜样，只有一个标准：好人！人人都学得来。而不是什么富豪、名星。纵是钱学森，陈永贵等贡献卓著人，也不能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。因为，尽管他们也是大大的好人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学得来的。
正因如此，在教员时代，全党全国，只要不是罪犯，每个人的政治地位都是平等的。这一平等的重要作用，就是极大的抑制了人的私心杂念的泛滥和膨胀。
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，常常在回想当年的生活时，会产生顿悟之感。他们说，当时好像这一切都习以为常，今天才知道是何等重要。
我们就常听到军队里的一些老同志感叹道。军语中只有“指战员”这个称谓时，根本就没有腐败。当“官兵”这个称呼取代“指战员”的时候，毛病就来了，腐败也来了。
老兵们说的我们并不完全赞同，但“官兵”本身就是等级关系的暗示和表达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有了等级观念，官与兵就难免要在身份上区分高下，经济上自然也不能落后。这不能不说是文章开头《97名将军在驻狱新兵连花名册》形成的思想原因之一。
窥一斑可知全豹。可见教员思想建党对增强全党拒腐防变能力的巨大作用。事实也雄辩地证明，思想滑坡了，道德就保不住，腐败就是必然的事了
四、以身作则、如镜照人。打铁还要自身硬。教员一生廉洁自律，公私分明、勤俭节约、艰苦朴素。从不搞特殊化、从不追求享受、从不收受贿赂。教员一生，吃的、穿的、住的，跟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。甚至比普通人还要普通人。能省则省，能用则用，从不铺张浪费。一件睡衣穿了一辈子，打了73补丁还在穿……当我们在韶山教员遗物展馆看到教员生前的遗物时，我们禁不住热泪盈眶……功业千古的伟大领袖，他的生活竟然是如此地节俭！有这样的领袖，其他人还有什么理由搞腐败，还有胆搞腐败吗？
“无论官职多大，地位多高，谁要搞腐败那一套，我就割谁的脑袋！我若是搞腐败，人民就割我的脑袋！”这是教员当着全党全国人民表的态，铿锵有力，神鬼惊骇。
教员一生为党为国为民殚精竭虑，不遗余力，奉献了自己的全部。甚至国外出版社给他老人家的百万稿酬，他老人家都充了公。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人格的力量是无穷的。教员就是我们这个党永远的榜样。在他老人家的治下，新中国数十年没有贪污没有腐败，人人节俭，万众一心，艰苦奋斗，在一片废墟上起步，短短28年，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数百年才走完的路，创造了人类历史至今最为光芒四射的文化——毛泽东思想。
历史再次证明，伟大莫过毛泽东！他老人家，是我们这个党，这个国家，这个民族永远的教员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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